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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月前,王竞带着他的电影《孩子那些事儿》来到了合肥,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电影节了:去年在江阴,王竞和他的团队就已经参加过百花奖。王竞说,这次他们到合肥,也没想过要拿奖,虽然他们的确入围了金鸡奖的提名名单,最大的目的,依然是把这个电影推销出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么一部获得了第11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大奖以及华表奖的电影,不应该无人问津。但是蹉跎了两年,这部电影依然没有上映,而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

  王竞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根据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侯克明的说法,去年我国电影总产量是526部,其中儿童电影有55部,占全年电影总产量的10.45%。根据广电总局的说法,这一数字是不多见的,“像美国那样的电影大国也不一定能够达到10%。”但是,这55部之中绝大部分现在都在“压仓库”,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在六一儿童节期间被拿出来放了一两场,票房也很惨。由于大部分影片很难进入市场,即使能够公映,也往往因为推广力度不够而草草下线。

  儿童片没有市场?当然不会。就算抛开动画片这一片种,儿童电影在国际上同样很受欢迎。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近十年来全球最赚钱的系列电影《哈利·波特》,最早的时候就是被归类到儿童片之中。而中国以往在这方面也不乏精品,不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还是八十年代后的《霹雳贝贝》、《天堂回信》,甚至张艺谋前些年拍的《一个都不能少》,都可以看做是儿童片的经典。只是,最近十年,有什么能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再降低点难度,能让你叫得出名字的儿童电影么?基本是一片空白。那么,儿童片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投资与演员

  换成“家庭电影”概念才能找到钱?

  如果说把科幻题材纳入儿童片的范畴,那么这个片种绝对是全世界最赚钱的门类。根据好莱坞历史票房排行榜,最赚钱的、排名前十的电影里有一半都是科幻片,《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之类的电影也的确是孩子们的至爱。但是,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投资庞大,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中国根本没有一部像样的科幻电影,甚至连飞出太空的镜头都没有。如果不谈科幻题材本身,那么如果你对投资方提出要拍一部儿童电影,就算你是冯小刚、陈凯歌,也很有可能招来一顿白眼。儿童片投资低已经成了公认的事实,也成了一些导演粗制滥造、无法在技术上更进一步的借口。

  投资是制约儿童电影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现在的投资人都倾向什么样的电影?很简单:一看导演,二看明星。但是,儿童电影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这也就成了此类电影发展的一个死结。关于儿童片融资的困难,如今的儿影厂厂长江平有着深刻的记忆:“前几年我们拍《守护童年》,整个剧组只有一辆大巴,演员们甚至要坐公交车去拍摄现场。东北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剧组吃的是带冰碴儿的五块钱一份的盒饭,只有素菜。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拍完了。”但对江平而言,比投资更难找的,还是演员。儿影厂其实还有一些签约的小演员,但很多人虽然有表演经验,但实际上并不见得能适合各种儿童题材电影的拍摄。王竞说,他在拍摄《孩子那些事儿》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去面试了一些儿影厂的小演员,但最后发现他们的表演简直都程式化了,“连笑容都是固定的,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小大人。”而与演员平庸相对应,则是童星的缺失——在10-16岁这个年龄段里,如今称得上是“著名演员”的,只有林妙可和徐娇。

  中国的电影人并不是没有尝试过用大明星模式来实验拍摄儿童电影:2009年的时候,儿影厂就拍摄了一部全明星阵容的儿童片《寻找成龙》,成龙、张一山当主演,偶像大腕们都来客串演出,就连路人甲这种角色都是请于蓝老师扮演,被戏称为儿童版的《建国大业》。这部电影投资300万,票房收入近2000万。但这种模式和《建国大业》一样,只能算是一种偶然现象,不能当做儿童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为很多明星大腕都是怀着支持儿童电影的热情来参演的,分文不取,不可能每部电影都做到这样。

  由于融资一直都很困难,一些国内儿童电影专家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儿童电影不能被归为正常的商业电影之内,而是应该当做一种公益事业来看待。著名导演冯小宁就持这样的态度:“儿童电影不能仅仅用票房来衡量,因为它要对儿童的一生负责任,不能胡搞乱来。”作为曾经拍摄过不少优秀儿童电影的导演,冯小宁在最近十年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儿童电影。他说,自己肯定还会再拍儿童片,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掉。

  事实上,关于儿童电影的融资问题并不能算是完全无解。有电影评论家就指出,我们已经到了抛弃原有的儿童电影概念的时候了。“现在的儿童已经不是我们当年的儿童了,新形态的儿童电影除了要有爱心、童心,更要有平等心。现在再提‘儿童电影’的概念已经有点落伍了,应该用‘家庭电影’的概念取代它,这样才能打开市场。儿童电影应该是成人和儿童的对话,不是家长陪孩子看电影,而是家长和孩子一起看,其实成年人是非常爱看儿童电影的,因为童年是每个人最宝贵的精神家园。”

  剧本创意

  说教太重,大人关心的不是孩子要的

  中国现在还有儿童片么?当然有。但也可以认为是没有。因为虽然一年能出产50多部,但这50多部电影基本上属于废品。因为当今的院线绝对不是傻瓜,而是专家,哪部电影能卖钱他们很清楚。院线不看好但却有很强商业价值的电影,几乎不存在。

  所以,中国儿童电影问题的根本,并不是院线不给发行,而在于电影本身的题材和故事不够吸引人。这也是侯克明的观点。在他看来,儿童电影现在有两类,一类是关于孩子的,也就是成年人发现了儿童领域的问题,这类电影我们不缺,但孩子不一定爱看;还有一类是为孩子而拍摄的,充满童趣童心,我们缺少的正是后一类电影。中影动画集团公司总经理黄军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另外一个佐证。在他看来,《空巢的孩子》这部描述留守儿童的电影让许多大人忍不住唏嘘落泪,但对于孩子来说却显得太沉重了。影片散文化的表达,深情而忧伤的诉说,对于留守儿童的心智状况、基础教育等社会话题的探究,都是孩子无法理解的。所以,即便一些大人会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儿童电影,但孩子们并不见得就认同。

  根据北京电影学院孟中老师的说法,如今的儿童电影创作者们,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片种的认识与国际严重脱轨:“主要还是传统观念问题。在我们的创作者眼里,好学生就是好孩子,是循规蹈矩的,但国外儿童片里的主角们,大多数都是我们常说的‘坏孩子’,是调皮捣蛋的,所以,我们的儿童片的主角从来不可能出现任何让人惊喜的行为。而我觉得这样是违背儿童天性的,因为儿童天然是可以犯错误的。儿童电影应该呵护儿童个性的发展。此外,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儿童和成人已经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而大部分国产儿童电影仍然是‘捂着眼睛、盖着耳朵’。编导在电影里展示的是成人希望让孩子看到的世界,过于纯洁,和真实生活严重脱节。”

  孟中的说法也得到了王竞的认同。同样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王竞说他在拍摄《孩子那些事儿》的时候,从创作时就已经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瓶颈:“我一开始把剧本的故事讲给我孩子听,他就告诉我,你这个故事太假了。我们真实的学校生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王竞说,在他看来,儿童片的创作现在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说教痕迹太重:“为什么这些儿童片不好看?因为现在很多编剧的出发点依然是主题先行,还没想好故事,就先想着我要通过这个故事教育孩子什么道理。但你可以想想,孩子们在学校受老师教育,回家受家长教育,好不容易看场电影还要被教育。谁会喜欢呢?这就像现在的大片,如果写剧本的时候整天想着电影要有什么意义,这个故事还能写出来么?所以,我觉得儿童片的创作也应该和现在的商业大片一样,首先要考虑到电影本身的娱乐性,至于教育性,只能是通过具体的娱乐事件,引发孩子的思考。”

  除了观念上的问题,著名编剧们不屑于写儿童片的剧本也是一个路人皆知的问题。因为编剧虽然在薪酬方面无法与大牌明星和导演相比,但写大片剧本却绝对比写儿童片要赚钱,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与之相应的是,如今儿童文学类作家也成了稀缺动物。在之前的一次研讨会上,著名编剧、作家张之路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论断:中国的儿童文学作者并没有减少,因为我们的科幻作家很多,而在国外,科幻与儿童文学是息息相关的。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科幻作家们通常看不起儿童文学,认为“你们不配跟咱玩”。所以,儿童电影的剧本出路,其实完全可以从科幻题材中寻找。

  发行与上映

  是该让孩子们进影院,还是该让电影进校园?

  根据权威统计,中国未成年人现在依然有2亿多人。也就是说,儿童片的主流市场依然有2亿观众。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性质,这2亿人很难形成有效的购买力,根本无法算作有效观众。所以,如今诸多儿童片导演声讨的院线问题,其实并不是儿童片无法雄起的关键。影城毕竟是要赚钱的,根据本地一院线老总的说法,院线的确有义务去帮助中国电影的发展,但院线没有义务去帮助具体的某部电影获得更多的票房。所以,在今年6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儿童电影交易会上,虽然参展的儿童电影有87部,但真正签约者寥寥,不少参展人员甚至不得不提前撤展。

  让孩子们进电影院到底是否可以?答案基本是否定的,就算是各路导演们期待的“长期放映”都不行。这方面的代表案例是广州青宫影城,由广东拍摄的儿童片《杂技小精灵》在这家影城已经放了3年,总票房预计达到20万元,就已经被人称为“市场奇迹”了,若是所有影城都这样来放映,那么估计影城没几年就会倒闭了。

  但是,除了进电影院,儿童片就没有其他的机会让孩子们看到么?当然不是。除了传统的影城,儿童电影如今还可以选择进入电影频道和进入公益系统的电影进校园工程。但是,电影频道这一途径有很大的限制,而且电视台购买电影版权的价钱也比较低,能够保证电影回本就已经不错了。而电影进校园工程更是复杂,首先要获得学校的同意,然后还要考虑到天气、安保及学生们的学业等各种情况,甚至这种电影要收费的话,还会被家长们误会学校乱收费。

  其实,缓解发行之困是世界儿童电影界面对的普遍问题,印度国际儿童电影节创始人兼主席南俊德·高达、芬兰奥卢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电影节主席埃斯特·沃亚拉都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一直于顾虑中艰难地进行着各种探索,包括送电影到家门口、创办校园电影网络等等,都是非市场手段的尝试。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没有少下力气,比如在电影发展基金中,国家每年都有专项资金扶持儿童电影,中国电影华表奖中也专设了优秀少儿影片奖,以“中影校园电影院线”、“上海市电影教育院线”等为代表的校园电影院线也已颇具规模。只是由于定位不准以及市场混淆,一些专家指出:现在的根本问题在于儿童电影的市场选择,也就是说儿童电影应该在什么地方放。

  这种混乱不清的典型例子是这样一种放映模式:比如广州本地某导演拍摄的几部儿童电影,其出发点本身压根不是为孩子们创造精品,而是着眼于各级政府的补贴。比如某地出个优秀儿童的先进事迹,就拿着剧本到当地政府去要一些经费,然后再去找部分企业拿点赞助,拍完之后,争取一下广电总局的补助,再通过当地政府、教育局之类的地方联合发文,让学校组织观看。票房可观的同时,电影的成本也有了保障。但这种模式对于儿童电影本身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帮助,只是把学习先进典型方式,从文字改成了影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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